晋剧演员范翠屏

她是一个可敬的人——优秀共产党员、著名晋剧演员范翠屏同志记略
王泽

2008年11月28日,优秀共产党员、著名晋剧演员范翠屏同志,走过了漫漫七十五年,为她的人生划上了圆满句号。

在拟本文标题时,我曾想过用“德艺双馨”。这个词最时髦,自文化部评选文艺界“德艺双馨”优秀人物始,媒体频传,各级效仿,以至戴有“德艺双馨”光环者比比皆是。现实的情况是,艺馨者实,德馨者有虚。从技艺看,任何艺术门类均凭实力说话,俗话说,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而对广大观众,睽睽众目,一眼便能辨出仲伯,谁也别想蒙人,一旦评价真实,人们就会嗤之以鼻。故而被评为“艺馨”者大体名实相付。德。德行,道德品质,它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是社会调整人群之间以及个人和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它是以善和恶、公正与偏私、诚实与虚伪等道德概念来评价人行的各种行为。它贯穿人的日常生活之中,反映在如何对待功利、公私、个人价值和国家民族利益等诸多方面,伸缩性大,尺度不易掌握。正因为此,被评为“德艺双馨”的人士中,存在着一好遮百丑,一手硬一手软的现象。就说一些演艺界的大腕、名流,出场费几万,几十万,少了不平。媒体曾披露,有一位演艺界“德艺双馨”大腕,在上海组织的一次义演中,演出在即,他却赖于住宿的饭店,为出场费争执不休,直到主办方满足其要求,那次义演下来,别提募得善款有多少,主办方竟亏损了不少。难怪有关人士气得跺足:“像这样的义演,我是再也不搞了”。基于此,我不用“德艺双馨”这个词了。则是毛泽东主席的一段话,很适合范翠屏同志:一个人做件好事并不难,难得是一辈子做好事。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个高尚的人。回顾范翠屏同志的一生,她可以称得上是一个高尚的人,像她这样的人,在演艺界不是很多。

范翠屏生于1933年,15岁学艺,从1950年至1970年的二十年时间里,她一直是清徐剧团的主演。初出道的她,人生目标也未能脱俗,“唱戏搭班,挣钱吃饭”,她也有过为争“份子”与剧团领导讨价还价,要“跳班”的想法。难能的是,她能按照党对文艺工作者的要求,努力改造世界观,逐步由一个戏曲艺人进而成为一名新时代的文艺工作者,尤其是在她入党后,更是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以王杰等时代英雄,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身体力行,做了一辈子好事。

论演技,她不满足于一般的“四功五法”的程式,刻苦钻研,锲而不舍,塑造了许多感人的艺术形象。在清徐剧团上演的保留剧目中,为观众所乐道的“打雁”、“麻疯女”就是由她主演的。范翠屏扮演“莲花庵”一剧中的媳妇,在“尼庵”一场,她的表演撼人心魄,使得剧场千余人专注剧情,戏曲大全,时而鸦雀无声,时而一片抽泣。1965年剧团赴内蒙、河北一带巡演,一个县级剧团演出的“争儿记”在张家口市连续上演月余不衰,这与她在剧中成功扮演的于奶奶有很大关系。在现代戏《红灯记》中,她成功塑造了一个献身革命不屈不饶的李奶奶形象,声情并茂,慷慨悲壮,观众为此倾倒。她出色的表演艺术,赢得了广大晋剧观众的赏识,名噪一时。她的名字广为人知。她是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太原市文联委员,剧协常务理事。历年来,在晋中、太原市、山西省各类评选中,她多次获得“演员一等奖”、“五好演员代表奖”、“荣誉演员奖”、“伯乐奖”、“园丁奖”、“排导奖”等多种奖项。

论德行,就我所知,在当时的晋剧界,很难有人与她比肩。谁都知道,演艺界是特殊行业,而演出团体里的主要演员的地位也较特殊。由于主演在某种程度上关系到一个演出团体的台口多寡,戏价高低,维系着一班人的生存环境,团领导对待主要演员也特殊于一般人。当时流传着这样的话,可见一斑——“主要演员坐小车,一般演员坐大车,舞龙套的坐下车”、“溜舔角儿有饭吃,欺侮招头没乱子”、“一招鲜,吃遍天”。而主演又经常处在观众的掌声、欢呼声中,本人如果不能自律,正确对待,多数会养成娇、骄、狂的恶习,动辄在关键时刻耍性子、撂挑子,这已是累见不鲜的事了。范翠屏同志虽然是主演、名演员,却从不以主演自居,也没有主演的那种居高临下的“牛气”。她工作任劳任怨,不管脏活累活,只要需要,她都去干。她既当主演,也跑龙套。经常做一些在主演看来不屑一顾的事,如打水,扫地等。人手缺时,她也当过“衣箱”。在清徐剧团如此, 到实验剧院后仍如此;顺境时如此,逆境时也无改,数十年坚持不懈。“文革”动乱中,她遭诬陷,身陷囹圄,刚从看守所出来,看到剧团院子很脏,便拿起笤帚清扫起来,有人为她的遭遇不平,夺下笤帚扔到房上,她只一笑,重找一把笤帚,直到把院子打扫干净。人们“恨”她,“骂”她是活该受罪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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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实验剧院排演《齐王拉马》时,第二天就要对台词,演员手中却没有剧本,领导着急了。她主动承担起印制剧本的任务,五十多岁的她,从早上六点一直干到深夜,当她把一百本装订成册的剧本交给领导时,人们为如此快的速度而惊讶。她热爱社会,关心同志,不为金钱所诱,不为享受所惑。

六十年代初,我县桃园村发生滑坡,她不记名寄去300元(相当于她三个月的工资)。她常慷慨解囊,帮助剧团工资低、家居农村生活有困难的同志。在“限制资产阶级清权”时,她主动将自己的工资由102元降到80元。团领导劝她说,上级没有这方面的规定,让她先不要这样做,她坚持不多领取。且不说当时的倡导是否正确,就她个人行为,我认为无可厚非。有句话说的在理:“即使牛犁错了田,也不能怪牛,要怪只能怪掌犁的人”。

实验剧院两次建起宿舍新楼,论条件,她理应分到一套层次好面积大的住房。但人们争着改善居住条件,显得“僧多粥少”,院领导甚感棘手。见此情形,她两次放弃分房,以至青年人已住上新楼,她全家仍挤在只有两间的旧平房内,市文化局党委柴书记闻知后说:“怎么能这样,谁发扬风格,谁就没房住?我一定为她争一套”。但好层次已经分完,只给了她一套最顶层面积小的住房。她无怨言:“挺好,比过去强多了”。

80年代初,她和另一位演员受邀到阳曲艺校辅导,校方给她一笔可观的酬劳,她谢绝接受:“我是共产党员,国家已给我工资,份外钱我不能收”。当校方道出她如不收事情不好处理的原因后,她收下了。事后,她把这部分钱买了练功服,送给了该校学员。

她的优秀品德,高尚情操,得到同仁们的钦佩,组织上的肯定。连续十一年她被评为太原市委的优秀党员,山西省三八红旗手,直至退休。1985年她被推选为山西省第五次党代会代表,主席团成员,是太原市演艺界出席此次大会唯一的代表。

范翠屏同志走了,走得无憾,走得安详。她的事引发我思索许久。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灵魂扭曲者有之,穷的只剩下钱的人有之。也许范翠屏同志的作为在今天已属另类,不过我希望这种另类的人多些更好,它对构建和谐社会大有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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