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以前是学民乐的，习惯数字简谱，吹昆曲也就因循了老习惯；下定决心学习工尺，大概是因为有一次解老师说，简谱不能很好地把握昆曲“依字行腔”的韵。慢慢自己也有了体会：简谱上乐句被小节线隔断，再依靠连音线括起一句话，读谱时音符下面的辞句基本是忽略的，导致演奏时脑子里的音响概念尽是大线条的乐句，失了“字字珠玑”的乐感。
及至上解老师的通识课，更加认识到，“依字行腔”四个字远不止于昆曲该怎么唱、昆笛该怎么吹。
解老师讲论曲学尤其强调古代歌唱传统从“以乐传辞”到“以文化乐”的进程，以及韵文体式之格律化在这一进程中的作用。
我虽爱读诗词，但对于词学、曲学却不甚了了，从小读到大，也积累了许多困惑，譬如词牌曲牌、宫调体系究竟是个什么、古时文人以及市井究竟如何歌唱如何作曲这类问题，虽时有论者，却不能解困。实是在解老师的课上，才有所顿悟。
区分古时“唱”之“以乐传辞”和“以文化乐”，再落实于文学体裁之发展中详考二者间的关系，指出词乐曲唱中的“乐从于文”。这对于我的“音乐观”确实颇有震动。
四年中我多随民乐团排练演出，指挥老师常启发我们去思考民族音乐的音响特性；尤其是当我们注意到，民乐团本身就是我国近代以来仿西洋管弦乐团之编制的产物，这一问题就尤为有趣。
在合唱团参演混声合唱作品的经历也在不断提示着中西音乐之基础差异性——西方音乐本体论思维：它强调音乐的优先性、音乐本身的形式性，并通过和声学、曲式学这些范式被强化。或许，当古希腊人以“比例的和谐”这样数学理性的方式来谈论音乐时，这种音乐本体论的思维就已经被奠定了。而子在齐闻韶竟至于三月不知肉味，想来其所得自然不是韶乐的“形式理性”。
回到“歌唱”这件事情上，今人往往以音乐本体论之思维去考虑古人歌唱事，尽以词为乐的附属物，想当然而发论，那大概都是形与影竞走。其实考虑一下如今的歌曲创作，尤其是粤语歌创作时细究字音声调与音乐旋律的关系，大概也就不会轻易认为歌词纯是音乐的附庸了。
从以乐传辞到以文化乐，依赖于文人之工：一方面是使文体有所格范，一方面是使用通用的文读语音，最终从各各不同的民间地方唱腔中演化出这类“以通用之文体化乐”“以通用韵谱之字声行腔”的曲唱。直至今日，这种曲唱传统在“昆”的曲唱中被保留下来。
犹记在17年末的新年同期之后曾与解老师讨论过关于戏曲生命力的问题。当时我提问：那些“各各不同”的民间唱腔、所谓的“地方戏”，不恰是因为它们的“草根性”才越发显现出生机吗？现在回想解老师的回答，大概是说，一出戏、一支曲子纯赖口耳相传的方式来传承，大概率是极易淹没在历史中的；而以文化乐，严依韵谱字声订定曲唱谱子，这种依赖于文体本身的歌唱方式，却是有相当的稳定性。这恰是有赖文人之工，不必径从梨园之教。
我与解老师的交集大概就限于曲社和通识课，但他的学术观点，还有他求真的学术精神，都让我受益匪浅。现在每每拿起笛子、翻开工尺谱，戏曲网站，眼前都会浮现起解老师的音容，尤其是他唱曲时一板一眼、从容不乱的神情。
谨以此文纪念解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