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曲氍毹舞,《高粱》美如画

真是高兴,在大型新编晋剧《红高粱》首演之际,能够有幸到现场观瞻,并大饱眼福。

总体感受是,这是一场由山西晋剧界的艺术家们精心打造、演绎,具有鲜明民族特色和山西风格气派、且相当有开创性的主旋律作品。

一是主题好。值此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山西的晋剧艺术家们倾情奉献了一场反映民族苦难、揭露法西斯罪恶、彰显民族精神的恢宏正剧,在儿女情长中贯通了一种附着在小人物身上的家国情怀、浩然正气,让观众为之警醒,荡气回肠。

二是地域风格鲜明。既做到了忠实原著,又做到了推陈出新。小说《红高粱》反映了抗战时期山东高密人民自发奋起抗日的故事。晋剧《红高粱》的故事框架贴近原著,红高粱、烧酒坊、大花轿等基本元素也出自于原著,但语言是山西的,表现的艺术样式是山西的,唱腔、曲式是山西的。开场戏中山西民歌的旋律悠然响起,一下子就让现场观众产生了一种天然的亲近感。特别是《红高粱》原著中那些已经成为经典、或者说已被观众思维固化的东西,如颠花轿、祭酒神的唱腔、唱词,剧中进行了全新改造,有了新的精神,赋予了新的内涵;而所呈现出来的这种新意,却正是三晋大地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的反映。可以说,本剧用山西话讲出了山东故事,也讲好的山东故事。

三是场景不错。不论是环境的塑造,还是情节的设计,都很有创意,让人眼前一亮。从环境上说,社会环境也好,自然环境也罢,虽大都是从原著中“化”出来的,但是那种强烈的现场感、对视觉冲击力却是从文字中读不出来的。本剧还创设了一些新的场景,如主人公九儿哭祭罗汉、怒撕日本太阳旗的场景,就不是原著所有的,那一个撕心裂肺,那一种家国仇、民族恨,却相当打动观众。从情节上看,巧妙设计了双线结构,既有九儿个人的遭际,又有余占鳌、罗汉两人对九儿的或明或暗爱情,两条线索交织发展,共同推动了剧情的发展。还有一些细节的设计,也相当高明。如剧中小伙计“杀驴”的那幕戏,看似闲笔,却丰富了剧情,又为后文的情节推动埋藏了伏线,可谓闲笔不闲。还有余占鳌、九儿“激情高粱地”的那幕戏,在舞台的一角巧妙地推出了九儿的父亲,他的出现,既化解了观众对“激情戏”的尴尬,又增添了一种特别意趣,看似插科打诨的“俗”却成为情节安排上的一种“巧”,让观众为之宛尔。

四是演技高明。剧中的几位演员都表现出了相当的水准。特别是饰演九儿的师学丽,念唱作打,样样在行,或哭或笑,动人心魄。比如开场戏“颠花轿”一幕中,她在配合轿夫们的行走、颠轿中发声唱白,表达自己的内心情感,其实是一种“一心二用”功夫,看似简单,但我意认为是很见功力的。再如“洞房”戏中的椅上功夫、“激情”戏中的舞蹈动作,这都不是传统晋剧演员的“看家行当”,但演员却做得很好,不能不让人折服。特别是其行动袅娜处如弱柳扶风,唱腔高亢处却能响遏行云,更是赢得了观众的阵阵掌声。

但是,窃以为这台戏的最大亮点,还不是以上这些方面,而是以上诸方面共同表现出来的鲜明特色,即强烈的创新性。这种创新性,前面已经谈到了许多,但还有好多地方值得点出来。譬如说,全剧倒叙的叙事结构,比如说叙事主体“我”在场外用旁白的形式交待背景、推进情节的表达方式,在传统戏曲中都是不多见的。再譬如说,在九儿临入“洞房”前,三个当事人以“三对面”的形式相互补白,深刻揭示了人性及人物心理世界的微妙复杂;同时,又以三个幼童的动态呈现,丰富了故事内容,打破了静态场面,营造了一种静中有动、动静结合的氛围,也都体现出编剧的匠心。

当然,所谓的创新,并不都是要“无中生有”地进行创造,也可以是非戏曲的、非晋剧元素的创造性运用。比如,在高粱地“激情”戏中,传统戏曲元素与舞剧舞蹈元素的融合混搭;比如全剧唱腔上多次对山西民歌元素的运用、对其他唱腔元素的借鉴吸收;再比如,在“洞房”戏中展现出的椅背功,这本来是蒲州梆子中的一项“绝活”,尤以蒲剧泰斗王存才、任跟心等在《挂画》一剧中进行过精彩演绎。晋南故谚中有所谓“宁看存才《挂画》,不坐民国天下”说法,所要看的,就是这个椅背上凌空表演的功夫。而这一元素,在本剧中也得到了完美的吸纳和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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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正是本剧所体现出来的这些鲜明特点,正是艺术家们进行的这些大量创造性的劳动,才使这部作品表现出了特别的品位,不独民族特色、山西的风格浓厚热烈,而且也使本剧与诸多《红高粱》艺术表现形式(如电影、电视、舞剧等)区隔开来,成为独树一帜的“这一个”。

当然,作为刚刚打磨成形、首场演出的剧目,我也不能太多溢美之词,否则就有“捧杀”之嫌了。下面再谈谈个人认为欠缺的地方。

窃以为本剧的突破之难,其实也难在推陈出新上。《红高粱》是莫言的成名之作,且不说在此之前《红高粱》已经有过电影、电视、舞剧等多种形式的艺术呈现,单就莫言因诺贝尔奖得享大名以来,又有多少人关注其作品、关注《红高粱》?要从每个人心中都有的固有范式中挣脱出来,打造一出“人人心中有、人人笔下无”的《红高粱》,成为特出独立的“这一个”,实在是一件太难太难的工作。

所以从这角度来说,晋剧《红高粱》还是有缺陷的,打磨得还不够精细,还缺少一份应该担当起来的“个性”。

一是细节上抠得还不够细,个别地方还欠推敲。比如九儿哭祭罗汉的那场戏,日本鬼子射杀了多名中国百姓,但主人公的唱词设计,仅仅注意到了罗汉的死和孙五的疯,这就将血腥的场面表达得很不够。再比如,场外人物“我”从何来的问题,本来是莫言原著中已经解决了的问题,但在本剧中却成为一个不能解决的问题。因为剧情只表现了一年的时间跨度,那么,如何使九儿成为“我”的奶奶,就让观众打上了疑问。可以理解,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照应由此诱发的许多冲突,剧作者因此有意无意地回避了这个问题,但这一点,恰恰可能成为作品的“硬伤”。

二是人物塑造上可能还存在着一些矛盾。比如余占鳌这个人物,本来是一个亦正亦邪、邪不压正,相当有义气、有正义感的人物,但人物的正气在剧中表现得不很够,戏曲下载,邪气、匪气显得多了些。比如说罗汉大哥,从一个委曲求全的人转化成一个凛然正义的人,其爆发点就仅仅因为“两头驴”,这个过渡未免牵强了点,转化也忒快了点。

三是个别唱词上还欠精通,并因此影响了对剧中人物的塑造。窃以为,剧中余占鳌的唱词设计得很好,简洁、干脆,很符合其敢作敢为、快意恩仇的个性。但九儿的唱词就缺憾一些,九儿是一个性情刚烈、个性鲜明的女子,与此相应的唱词就应该是斩截的、明快的、热烈的,但是全剧中这个人物泣泣噎噎的场面太多,就不太符合人物的性格。特别是开场戏中,唱词太冗长了,半天切不到主题,让人着急。出现这样的问题,感觉有两个原因,一是语言锤炼得不够,二是唱词的叙事性太强了些。戏曲的唱词,一定是抒情性的、而非叙事性的,如果用唱词来讲故事,咿咿呀呀的,必然伤害表达的流利和情节的演进。窃以为这一点是剧作者应该注意修正的。

  当然,这里所谓的缺点,只是个人的一点浅薄之见,未必禁得住推敲,而且即使存在这些矛盾,晋剧《红高粱》也瑕不掩瑜,仍不失为一出好戏。(作者:老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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