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北京曲艺艺人曹宝禄、魏喜奎、顾荣甫等组织“群艺社”，在前门箭楼游艺厅演唱曲艺。为了使节目丰富多彩，他们在“拆唱八角鼓”（亦称“彩唱八角鼓”或“牌子曲”）的基础上，以单弦、琴书、大鼓、京剧、评剧等唱腔演唱了反映现实生活的《探亲家》、《新打灶》、《四劝》等“解放新戏” ，这些小戏被称为“新曲艺剧” 。
此后，他们又排演了新戏《婚姻自由》，在听取了老舍和马少波等艺术家意见后，去掉了京、评等剧种的唱腔，改为以单弦牌子曲为主，并增加了 北京曲艺中其他曲种的唱腔，使音乐风格更趋统一。
1951年，老舍将宣传婚姻法的新作《柳树井》交“群艺社”排演，魏喜奎、关学增、孙砚琴等以声情并茂的演唱，生动贴切的表演，将这出用北京语言、北京音乐表现北京人新生活的新戏搬上舞台，受到北京观众欢迎和认可，一个新的剧种伴随着新戏《柳树井》的演出诞生。在老舍的建议下，将曲艺剧定名为曲剧（为区别河南曲剧，后改称为北京曲剧），并作为北京地方戏来进行曲剧剧种的艺术建设。
随着《柳树井》的上演，一些曲艺艺人相继建起了“实验曲剧团” 、 “新中国曲剧团” 、 “新华曲剧团”等演出团体，移植演唱了一批如《罗汉钱》、《清宫秘史》、《喝面叶》等新的曲剧剧目。1953年，“群艺社”集中了北京戏剧界编剧、导演、音乐、舞美等各方面艺术力量，排演了根据话剧《妇女代表》改编的曲剧《张桂蓉》，参加了1954年举行的北京市第一届戏曲观摩演出大会，获得剧本、导演、演员、音乐、舞美等多项奖励。北京曲剧作为北京地方戏的地位得到更广泛的肯定和确认。为了使曲剧这个新兴剧种健康发展，一批曲艺界、音乐界和话剧界人士刘吉典、关士杰、孙砚琴、李宝岩、韩德福、王素稔、刘书芳、于真等于50年代先后投身到曲剧队伍中来，同曹宝禄、魏喜奎、顾荣甫等曲剧创始人一起为曲剧的奠基、创业、发展作出了贡献。在第一代曲剧艺术家的培养和带动下，又一批曲剧事业的后继者成长起来，创作改编并积累了一批代表性剧目，如《杨乃武与小白菜》、《啼笑因缘》、《珍妃泪》、《少年天子》等。其中，《杨乃武与小白菜》、《箭杆河边》、《珍妃泪》等被摄成戏曲艺术片，《少年天子》入选文化部举办的第二届中国艺术节演出剧目。这些剧目在全国产生了较大影响。“文化大革命”期间，北京曲剧也处于停演状态。1973年为培养曲艺、曲剧的后继人才，举办了演员培训班，培养了一批演员。北京曲剧是个新兴剧种，它在借鉴其他兄弟剧种和姊妹艺术的过程中吸收、提炼、融合，使之逐步形成既是戏曲化的，又是具有独特艺术风格的新剧种。在表演方面，既没有传统戏曲的表演程式，也没有严格的行当划分；它以演现代戏而崛起于舞台之上，以生活气息浓郁见长。由于它的音乐特色，也使它擅演清代宫廷戏。在演唱方面，以真声演唱为主。北京曲剧的音乐声腔源于单弦曲牌。单弦早期所用的曲牌，主要是抒情色彩浓厚的北方时调小曲；后期又吸收了北京流传的板腔体曲艺唱腔，形成说唱风格较强的曲调，多数曲牌、唱腔都以半说半唱的方法来演唱。北京曲剧形成后，为了使音乐唱腔戏曲化，适于表现各种人物的多种思想感情，在一些抒情色彩较浓的唱段里，既适当承袭、发展了这种说唱或半说半唱风格的曲调，又努力发展、改革那些富于抒情色彩的曲牌唱腔，以适于不同人物的喜怒哀乐等多种感情的发挥。因此，北京曲剧从单弦百余个曲牌中，采用了[剪靛花]、[湖广调]、[四板腔]、[叠断桥]、[罗江怨]、[太平年]、[南城调} 、[流水板]、[云苏调]、[靠山调]、[金钱莲花落]、[怯快书]、[数唱]等不同色调的曲牌；同时还吸收了板腔体的曲艺唱腔[奉调大鼓]、[梅花大鼓]等，并创造了[二八板]、[垛板]等新的板式。常用的曲牌和板腔体唱腔共有60多个。伴奏乐器以三弦、四胡、高胡、琵琶、阮、笛子等民族乐器为主，适当添加打击乐并运用了小提琴、大提琴等西方乐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