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救寺是河东著名的戏曲文物之一。它因《西厢记》一剧久著声誉和在全国广为流传而驰名。但《西厢记》中的“普救寺”，和现已修复的普救寺是怎样的关系呢？是先有《西厢记》而后才矗起这座引人入胜的古建筑呢？还是《会真记》和《西厢记》作者，当年提笔为文时，即如实地以普救寺为背景，生发出著名的小说从而改编为戏曲的？
为了探讨普救寺与《西厢记》的血缘关系，我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一些探讨和研究。
一、普救寺其名的来历与溯源。有些人对普救寺这一河东重大戏曲文物胜地持怀疑态度，认为河东蒲州，古无普救寺，不过因王实甫《西厢记》而著名，随之始建寺而享有盛誉。此说是否可以成立？
我认为怀疑者不无一定道理。据现存清乾隆年间编修的《蒲州府志》载：“普救寺在郡城东六里，唐时名西永清院。五代时，汉遣郭威讨李守贞于河中，周岁城未下。威召院僧问之，对曰：‘将军发善心，城即克矣。’威折箭为誓，翌日果破，乃不戮一人，因改院曰普救寺。”
据此记载，不能不令人引起怀疑。因郭威改西永清院为普救寺，至少迟于《西厢记》前身——唐元稹传奇《会真记》记述贞元年间事，达一百六十余年。但又不能以此认为普救寺乃元稹“子虚乌有”的杜撰。为此，我想从艺术规律的角度，对普救寺这一戏曲文物的古建，在蛛丝马迹方面，加以追溯与探寻。
《西厢记》是一部驰名古今中外的名著，其故事的形成最早为唐德宗贞元末年(约公元802年至804年)，是一位与白居易齐名的大诗人元稹撰写的传奇《会真记》，它叙述张生和莺莺的恋爱故事。经过唐末、五代的兵乱，到宋初太平兴国二年，被辑入当时官修的《太平广记》一书。后来又经文人苏轼、秦观、毛滂等人的传播，深入民间，至金章宗时(公元1189年至1208年)，由说唱家董解元利用民间流行的诸宫调说唱体裁，改编为《西厢记》搊弹词。其后再由元代王实甫根据“搊弹词”改为杂剧《西厢记》。
这里不禁要问：唐贞元时蒲州尚无普救寺，何以元稹在《会真记》中却如此这般地写道“蒲之东十余里，有僧舍曰普救寺，张生寓焉”？很明显，这是诗人元稹在写传奇时，以西永清院为生活依据，在传奇中改名普救寺。直到五代郭威攻克李守贞，因“折箭为誓，不戮一人”“取普渡众生”之意，改西永清院为普救寺；另一方面，郭威也可能受元稹传奇的影响而用其名。因此，今之普救寺，即唐《会真记》中的普救寺，绝非妄断。
以上所述，对普救寺这一河东戏曲文物古建，应该予以确认而无怀疑，它已有着一千余年的历史。当然其间因年代久远，加之地震等必不可免的自然灾害，难免历代均有毁而重修之举，这是不容置疑的。直到今天，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重视与关怀下，又逐渐在一片废墟上寻踪修复，欲让今人重睹其原貌，不能不算做河东戏曲文物中的一件大事。
二、走语言艺术探踪之路。我想从《西厢记》的语言艺术中，间接地对普救寺周围地理、形胜和风貌，进行探踪。
《西厢记》属于文学著作的范畴，而文学源于生活，故完全可以从生活和艺术语言的对照中，找出它与普救寺这个戏曲文物的历史痕迹。尤其是作品中的艺术语言，虽然作者经过一定的美化和加工，仍难免有普救寺一带地理形胜、方言土语的雏形。 我们常见的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作者，其艺术语言别具特色，正是由于他们的生活源地不同。当我在阅读王实甫《西厢记》时，字里行间使人感到那样熟悉，正说明王实甫在改编董解元诸宫调《西厢记》时，曾身临蒲州，故在他优美动人的语言中，不时流露出美化了的蒲州方言土语。这里试看《西厢记》第一本第二折中与当地人民语言吻合的佳句。在〔斗鹌鹑〕唱词中有“量着穷秀才人情则是纸半张”，在〔快活三〕中有“却怎睃着你头上放毫光”；在第三折中有“可喜娘的脸儿百媚生”，在〔幺篇〕中有“元来是扑刺刺宿鸟飞腾”；在第四折中有〔得胜令〕：“恰便似檀口点樱桃”，在〔甜水令〕中有“老的小的，村的俏的，没颠没倒”，在〔锦上花〕中有“扭捏着身子儿百般做作，来往向人前卖弄俊俏”，在〔幺篇〕中有“黄昏这一回，白日那一觉”，在〔鸳鸯煞〕中有“钟儿响，鸡儿叫”…… 以上所举唱词，都是蒲州一带群众口语化的加工和润饰。
另外，从《西厢记》的写景绘物与近年来普救寺一带出土的文物加以对比，以作为普救寺存在的佐证。
王实甫在《西厢记》第一折中，通过张生的口，用〔油葫芦〕唱出如下唱词：
“九曲风涛何处显，只除是此地偏。这河带齐梁，分秦晋，隘幽燕。雪浪拍长空，天际秋云卷；竹索缆浮桥，水上苍龙偃。东西溃九州，南北串百川。归舟紧不紧如何见？恰便似弩箭乍离弦。”在《董西厢》卷一中，也有与王实甫《西厢记》同义异词的唱词。这些唱词不仅惟妙惟肖地描写了普救寺身边的黄河及地理形胜，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竹索缆浮桥，水上苍龙偃”，证实了这里当时有座人工精巧设计的浮桥，把秦、晋二地紧紧地连接在一起。如今这里出土了唐代开元铁牛，系当时浮桥的铁墩，它证实了作者绝非任意虚构。
按唐开元十二年（724年），早于贞元元年约六十年之谱，可见贞元时铁牛早已存在。王实甫在《西厢记》中作了这样的描写，完全符合历史的真实，它与普救寺同样有着一定的戏曲文物价值。
三、相映成辉的戏与史。为了高度评价王实甫《西厢记》对弘扬普救寺的贡献，故不得不对戏与史的关系，略加论述。
那么戏与史的关系是什么呢？我想用“戏以史据，史以戏传”八个字加以概括。何以言之？以河东戏曲而言，金、元时代流行的杂剧，现已消亡。明末清初，即以今之蒲州梆子为主体，辅之以“为数众多”的民间小戏，它们都属于“戏”的范畴；这些戏所反映的内容，小剧种自不待言，单以蒲州梆子而论，至今其剧目的沉积层十分雄厚，总共达一千五六百个之多(据《蒲州梆子剧目辞典》)。这些剧目所反映的内容，其题材多属“史剧”，这自然形成了戏、史交融的“双层次”范畴。
“史以戏传”的作用很大，不论戏中故事和人物是否真实，—旦被之管弦，流传民间，其影响则永难消失。今河东普救寺之驰名，远比孟姜女庙为早，它应追溯至唐德宗贞元末年，当然从元稹《会真记》传奇起，流传范围还小，至董解元、王实甫以来，由《西厢记》说唱体进而被改编为杂剧，搬上了舞台，这就使它得以深入民间。其功绩是和《西厢记》的弘扬密不可分的。
